漢宋調和與“中體西用”論的天生

作者：毛朝暉（中山年夜學哲學系（珠海）副研討員，漢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11月出書

 

內容摘要：“漢宋調和”與“中體舞蹈場地西用”是中國近代兩股主要的思潮。以往的中國經學史研討往往忽視“中體西用”論的經學史佈景及其與“漢宋調和”思潮的內在關聯，而有關“中體西用”論成因的解釋也往往只強調內部的東方文明沖擊或政治斗爭。

 

但“中體西用”論的提出絕不僅僅是由于東方文明的沖擊，也不只是起于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斗爭，而是更深層地起于嘉道以來的“經世”思潮與漢宋調和的內在發展請求。

 

 

 

（戊戌變法）

 

在這種內在請求下，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分別代表了晚清漢宋調和運動的兩個理論發展階段。恰是這一內在請求導致了“中體西用”論的天生。

 

“中體西用”論的提出是“漢宋調和”運動的深度發展。底本可看深刻開展經學與“中學”的系統重建，由于晚清平易近國之際的政治劇變而強行中斷，至今仍在恢復之中。

 

關鍵詞：漢宋調和；中體西用；曾國藩；張之洞

 

“漢宋調和”與“中體西用”是中國近代的兩股主要思潮，相關論述甚多，但二者的內在關聯卻缺少研討。在以往的論述中，“漢宋調和”是指經學史上漢學與宋學的調和，普通被認為是晚清經學史的一股思潮；而“中體西用”則個人空間普通被認為是晚清的一個政治或教導觀念。

 

不少學者留意到“中體西用”在晚清曾充當“文明政策”或“接收西用或改造的藍圖”。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后，“中體西用”論重要風行于文明教導領域，有關“中體西用”的討論年夜多是與“學術”或“學校”相聯系。

 

職是之故，以往的中國經學史研討往往忽視“中體西用”論的經學史佈景及其與“漢宋調和”思潮的內在關聯，而有關“中體西用”論成因的解釋也往往只強調內部的東方文明沖擊或政治斗爭。

 

本文旨在從經學史的脈絡提醒二者的此種內在關聯，并對“中體西用”論的天生供給一種新的解釋。與此同時，曾國藩、張之洞在此脈絡中的思惟史腳色也將得以彰顯。

 

一、漢宋調和的思惟基礎

 

乾隆后期是清代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不僅生齒激增、教導腐敗、漕運危機等問題凸顯，更辣手的是下層社會頻繁的暴動，蕭一山抽像地說“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沒有一天得安生。”響亮吉、龔自珍等經學家都對時局提出嚴厲批評，研討經學史的學者廣泛留意到“經世”成為嘉道以來一股主要的學術思潮。

 

在經學領域，另一個廣泛的趨勢是漢宋調和。陳澧（1810—1882）凡是被認為是晚清漢學的代表人物。陳氏精于漢學訓詁、考訂之學，又治宋儒義理之學，且師《近思錄》之意而作《漢儒通義》，其暮年精神所萃，尤在《學思錄》一書，其后刪定為《東塾讀書記》。

 

 

共享會議室 

（陳澧）

 

陳氏自云：“《學思錄》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無益有效，由宋儒義理歸于讀書而有本有原。此《學思錄》之年夜指也。”陳氏認為無論漢宋，經學都必須“有本有原”，並且要“無益有效”。要做到“有本有原”，就必須以漢唐注疏為根據；要做到“無益有效”，就必須發明義理，而不克不及以訓詁、考訂為足。

 

根據陳澧的懂得，不只宋學有義理，漢學也有義理，關鍵要看他們各自所謂的“義理”能否“有本有原”“無益有效”。換言之，經學義理實為漢宋經學的配合旨歸。陳氏的“義理”是合“治身心”和“治全國”兩面而言，但陳氏本身以“治身心”為主，故云“吾之學這般罷了”。

 

漢學家主張漢宋調和，并不限于古文經學。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在其內部門化出今文經學一支，也有調和漢講座場地宋的傾向。常州今文學派的創始人莊存與（1719—1788）既著有倡導《公羊》學的《年齡正辭》，也為古文經典《毛詩》《周禮》作注，著有《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

 

 

 

（莊存與《年齡正辭箋》）

 

則莊氏治經不單不專守今文門戶，並且是漢宋兼采。《年齡正辭》“奉天辭第一”云：“《年齡》應天授命制作，孟子輿言皇帝之事。以托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年齡要指”云：“《年齡》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后多連而博貫之，則霸道備矣。”

 

可見，莊氏治《年齡》，志在闡發“國法”“霸道”。瑜伽場地他的《周官記》也是這般，該書旨在疏浚《周禮》，補冬訴訟空之缺，以發明周代軌制，阮元稱其于“《周官》則博考載籍，有道術之文為之補其亡闕，多可取法致用。”可見，莊存與治《周禮》，其旨趣在于“取法致用”。

 

在宋學陣營中，調和漢宋的盡力更為明顯。陳慶鏞（1795—1858）謹記宋儒，著《三家詩考》《說文釋》等，提出：“漢宋之學，其要皆主于明經致用，其歸皆務于希圣希賢。別人視為二，吾直見為一也。”

 

夏炯（1795—1846）也提出類似的見解：“學無鉅細，以適于用者為貴。故義理為上，經濟次之，經學、史學次之，詩古文詞又次之，至于名物軌制、聲音訓詁，不過藉以攻詩古文詞，藉以考經史罷了。”

 

由上可知，陳慶鏞認為無論漢宋，經學都應以“明經致用”為歸；夏炯共享空間雖然從邏輯的先后說“義理為上，經濟次之”，但實際上“義理”的歸宿仍在于“經濟”，故他又說“窮經乃至用也”，而這并無漢宋之分。

 

不難發現，“經世”是漢宋之所以能夠“調和”的一個主要共識。在此視域下，漢宋之爭只是治經方式之爭，其經世致用的目標并無沖突，是以二者完整可以調和。所謂“調和”，不是說漢、宋學的治經方式從此趨同，而是說他們在發明經書義理以期“經世”這一最基礎蘄向上構成共識，可說是一種通經致用的廣泛自覺。

 

並且，漢宋調和思潮是源于漢、宋陣營配合的請求。漢學陣營不再單方面強調經學必須“有本有原”，同時也強調要“無益有效”；宋學陣營在強調“義理”的同時，也特別強調“經濟”“致用”。這樣，從“經世”的配合訴求出發，漢宋兩方都看到了調和的需要性與能夠性，成為漢宋調和的思惟基礎。

 

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

 

在晚清漢宋調和的思潮中，曾國藩（1811—1872）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并具備建構學術體系的意識個人空間。他在經學上也主張調和漢宋，認為漢學主旨本與宋學相通：

 

“晚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訓詁，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事實求是’，非即朱子所謂‘即物窮理’者乎？”

 

曾國藩對“實事求是”的闡釋意在說明：無論漢宋，經學皆當以義理為歸。無論是漢儒的“實事求是”，還是朱子的“即物窮理”，配合的旨趣都是探討義理。這就是說，漢宋之分并非學術的本質區分；學術的分野不在于是漢學抑或宋學，而在于其實質內容。

 

 

 

（曾國藩）

 

那么，學術的實質內容包含什么？曾國藩提出有名的“四科判學”。他認為：“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性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當代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成。”

 

又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性之科，當代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當代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當代制義詩賦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茍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此中矣。……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瑜伽教室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

 

曾國藩認為，學術在本質上應該判分為“四科”，而不是漢宋。所謂“四科”，就是義理之學、詞章之學、經濟之學和考據之學。只要從“四科”的視角，才幹看清學術的實質。

 

漢宋之爭，是與學術的實質內容不相關的沒有需要的門戶之爭。以上兩條引文都表白“四科”不是平行關系，而是以義理之學為最基礎。曾氏主張：“私衷以為義理之學最年夜，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可知曾氏之學是以義理為本，以經舞蹈場地濟為用。

 

義理與經濟是“體用”關系：“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曾氏認為，詞章、考據之學都是服務于義理之學。他說：“必義理為質，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這說明，考據之學只是發現義理的手腕，詞章之學只是發揮義理的東西。

 

曾國藩的“四科判學”之所以值得特別重視，是因為它建構傳統中國學術體系的嘗試。在曾氏之前，“四部之學”只是一個書目分類，經史子集只告訴我們“中學”包含哪些書，而不克不及告訴我們中國有什么學科。漢宋之爭只是經學研討方式之爭，它只強調漢儒與宋明儒治經方式的差異，同樣沒有觸及中國學術的實質內容。

 

 

 

曾國藩反思的是中國學術的實質內容與學科共享會議室分類。他不單提出了“四科判學”，並且剖析了“四科”的關系。經過他的剖析，“四科”構成“考據→義理/經濟→詞章”的學科結構，周全提醒舞蹈場地了“中學”的內在結構與學術體系。

 

需求說明的是，曾國藩的思慮重心是確定“中學”的分科與本體，而不是其學術基礎。他以“考據”作為“義理”的基礎，可是，“考據”畢竟也只是一種方式。實際上，曾國藩所說的“義理”重要還是宋學的義理，因此他的漢宋調和只能是“以宋學為主的會通”。

 

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張昭軍稱曾氏的經世思惟為“理學經世思惟”。曾國藩以理學作為重要資源，這與陳澧“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或莊存與通過今文經學的“微言年夜義”來發明義理比擬，在方式論上顯然分歧。

 

更主要的是，陳澧、莊存與調和漢宋的目標是為了加強漢學的經世效能；曾國藩的目標不僅是為了經世致用，而是更進一個步驟，有興趣識地在經世致用的主旨下建構中國學術的體系。

 

在叩問“中學”本體這一點上，曾國藩是一位先行者；可是，曾國藩并沒有解決“中學”的學術奠定問題。他主張以考據作為發現“義理”的方式，那么，能否可以通過傳統“四部之學”的考據而發現義理呢？“四部之學”的考據應該若何進行？這就成了曾國藩未能解決的遺留問題。

 

三、“中體西用”論的天生

 

那么，“經世”之學畢竟若何奠定呢？正統的經學家也許會搜索枯腸地答覆，經世的學術基礎當然是經學。但是，西學甚至中國傳統學術內部并紛歧定會接收這個謎底。例如，張穆（1805—1849）便認為經世之學本于史學。

 

事實上，晚清的“經世史學”成績斐然，這體現在邊疆史地、外國史地等研討的發達，以及譯介外國史地與改編國史運動。在這種學術佈景下，若何認識傳統的經學、史學甚至“四部之學”，由此厘定“經世”之學的學術基礎，就顯得日益急切。

 

伴隨“西學”日益的強勁挑戰，“經世”學術基礎的追問也變得愈發尖銳，此中就必須面對這樣一個辣手的新問題1對1教學：“西學”可以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嗎？

 

盡管魏源沒有明確提出“中體西用”，但他常被認為是“中體西用”論的先驅。他率先看到東方船堅炮利的優勢，承認東方的“長技”。在《海國圖志》中，他提出“先立譯館翻私密空間夷書”，并建議設立船廠、火器局等。

 

 

 

（《海國圖志》）

 

這些主張后來在洋務運動中獲得落實。實際上，《經世文編》列有兵政、工政等條目，學習東方的造船、火器等建議年夜致也可歸進兵政、工政各條目中。

 

《經世文編》“兵政”類中列有塞防、山防、海防、蠻防、廟防等條目，此中“海防”一目便收有乾隆年間廣東知縣張甄陶的《上廣督論制馭澳夷狀》，其后《海國圖志》乃專以纂輯此類文獻為主。

 

由此可知，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鵠的的《海國圖志》恰是以經世致用為主旨的《經世文編》“海防”一目標深刻與拓展。就這個意義說，“師夷”可視為“經世”之學在“鴉片戰爭”以后的邏輯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海國圖志》不止講“西用”，也兼明“中體”。魏源認為：“君、公、卿、士、庶人，推本當代、宿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違從、知伍參變化之為學。學為師長，學為臣，學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國、全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

 

格致治平是《年夜學》之道，推本古今則是史學。可見，魏源會議室出租所謂“學”1對1教學是指經史之學，不含西學在內。魏源也不主張學習東方宗教，此書舞蹈教室卷二講座場地十七特撰《上帝教考》以辟上帝教。魏源的學術標準是“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治歷明時、制器應用”，這與上述嘉道間經學家崇尚“義理”與“經濟”并無分別。

 

隨著“師夷”的深刻，與“師夷”相對的“中學”的內涵也被不斷從頭闡述。馮桂芬（1809—1874）在1861年景書的《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舞蹈場地

 

（《校邠廬抗議》）

瑜伽場地

 

在馮氏看來，中國的“倫常名教”與東方諸國的“富強之術”，是“本末”或“主輔”關系。其后，薛福成（1838—1894）提出“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湯震（1856—1917）聲稱“中國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專者形下之器。”

 

在薛、湯看來，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與東方的“器數之學”是“形上形下”或“道器”關系。鄭觀應（1842—1922）主張：“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在鄭氏的觀念中，中國的“孔孟之常經”與東方的“富強之權術”是“體用”“本末”“主輔”“道器”關系。

 

上述各種“中體西用”論述，雖或有“本末”“主輔”“形上形下”“道器”“體用”等說法的分歧，但存在一些配合點：第一，他們都接收“西學”具有經世致用的功用。從馮桂芬所說的“諸國富強之術”，到鄭觀應所說的“器可變”，都不否認這一點。

 

第二，他們對于“中學”內涵的懂得也具有共識。無論是馮桂芬所說的“倫常名教”，薛福成家教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還是鄭觀應所說的“孔孟之常經”，他們所極力維護的重點都是儒家的綱常倫理。

 

但是，他們的這些論述年夜體仍比較零碎。尤其凸起的一點是，“中學”一詞雖然被鄭觀應初次提出，但他并未對“中學”的學術內涵及其學術體系進行厘定。

 

嘗試對“中學”提出明確界定的人有陳虬（1851—1904）。在1897年所撰的《經教答問》中，他對“中學”進行了明確闡述。陳虬將“中學”明確定義為“中國周、孔之學”，又說“中學之綱有五”，包含訓詁、考據、詞章、義理、經制。他認為考據學就是所謂“漢學”，義理學就是所謂“宋學”。

 

陳虬對于“中學”的判攝顯然延續了曾國藩義理、詞章、經濟、考據的四科判學，只是將曾氏的“考據”再細化為“訓詁”與“考據”兩科。與曾國藩顯然有別的是，陳虬認為“西學”也自有體用，“西學”以算學為體，以化學、熱學、光學、聲學、汽學、水學、電學、礦學、地學、重學等學為用。

 

 

 

（陳虬）

 

在陳虬看來，“中學”與“西學”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學術系統。換言之，“中學”與“西學”都可以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在經世致用的目標下，“西學”也可以為“中學”所用，二者并不牴觸。

 

必須指出，陳虬之所以認為不相牴觸，是因為他只留意到“西學”中的數學和天然科學，還沒有留意到東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宗教崇奉和政治軌制與儒家綱常倫理的歧異，是以他尚未充足估計西學對“中體”的沖擊。

 

另一位嘗試對“中學”進行明確界定的關鍵人物即是張之洞（1837—1909）。1898年5月，張之洞提出：“兩書院分習之年夜旨，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

 

同年出書的《勸學篇》分內外篇，開篇提出“保教”，繼申忠君、三綱、宗經等說，可見這九篇“中間意思很明顯是保護中學的‘體’”。在《勸學篇·設學》中，張之洞對“中學”與“西學”進行了具體的界定：

 

 

 

（張之洞和《勸學編》）

 

“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媒介新舊，后言中西。顯然，所謂“舊學”便是“中學”，所謂“新學”便是“西學”。

 

《勸學篇·設學》將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歸進“中學”，能否這些學問都稱得上是“中學交流”的“體”呢？在《守約》篇中，張之洞將“中學”化約為：一、經學通年夜義；二、史學考治亂典制；三、諸子知取舍；四、理學看學案；五、詞章讀有實事者；六、政治書讀近今者；七、地輿考本日有效者；八、小學但通年夜旨年夜例。至于各類學問是什么關系，研治之次序遞次若何，本篇則未有說明。

 

在《書目答問》附錄的《國朝著作諸家姓名略總目》序中，張氏供給了一個解說：由小學進經學者，其經學可托；由經學進史學者，其史學可托；由經學、史學進理學者，其理學可托；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效；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績遠年夜。這個解說表白：

 

第一，張之洞既強調經學應當以小學作基礎，又強調理學應當以經學、史私密空間學為基礎。在這里，經學既被懂得為宋學即所謂“理學”的基礎，也被懂得為以“小學”為基礎的漢學的歸宿，于是成為漢學瑜伽教室與宋學會通的學術樞紐，從而化解漢宋的對立。

 

第二，張之洞以經學與史學作為理學、詞章、經濟之學的基礎。這實際上也是沿用曾國藩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科判學”的學術框架，而將“考據”之學進一個步驟厘定為經史考據之學。具體而言，就是由小學深刻經學，由經學深刻史學，由此樹立“考據之學”的重要內涵。至于理學、詞章、經濟三科，則與曾國藩所論無異。

 

在這個基礎上，張之洞特別論述了“四部之學”的關系。《書目答問》提出：“由經學進史學者，其史學可托。”基于為學次序遞次的視角，張氏認為經學是史學的基礎。《勸學篇·設學》指出諸子學應當折衷于經學。

 

 

 

（《書目答問》）

 

《輶軒語》則言“讀前人文集宜知體要”，“能知體要，則讀文集無益于經、史、子舞蹈教室。”這說明，集部是研討經學、史學、子學的輔助。這般一來，“四部之學”就被融鑄為“考據之學”，而尤以經史考據為最基礎；義理、詞章、經濟之學，都應以經史考據為基礎。

 

假如說曾國藩的漢宋調和著重在宋學或所謂“理學”，那么，張之洞的漢宋調和毋寧說更著重在漢學。如上所述，張氏頗費心力，嘗試基于“四部之學”樹立“考據”之學，以“四部之學”為“四科判學”奠定。

 

這使得張之洞以四部之學為基礎的“義理之學”比曾國藩以宋明理學為基礎的“義理之學”有了更廣泛、客觀的學術基礎。張之洞強調：“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張氏所謂“中學”，就其學術體系而言，就是“四部之學”；就其學術內涵而言，則是繼承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即以共享空間“義理”為體，以“經濟”為用。

 

在“四部之學”中，又以“經學”作為基礎中的基礎。張之洞指出：聚會場地“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用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

 

張氏這里強調“中學為內學”，我們不克不及看文生義，以為他就此否認了儒學“外王”的交流一面；他的意圖其實只是維護儒家的綱常倫理，彰顯“中學”與“西學”在“體”上的最基礎分際，這與前述晚清各種“中體西用”論對于“中體”的共識分歧。

 

只不過，張之洞更進一個步驟，他不止確定了“中體”的內涵，更進而確定了“中體”的學術基礎。他所謂“不用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如此，即是明確了以經學或“經義”作為“中體”的學術基礎。

 

經過陳澧、曾國藩等人的盡力，漢宋調和運動在“經世”的訴求上雖然達成了共識，但他們用來經世致用的學術資源與方式則存在不合。不合產生的緣由，是他們從“中學”平分別選取各自認為最主要的資源并通瑜伽場地過相應的方式來實現“經世”的目標。

 

陳澧主張漢宋調和，張之洞也主張漢宋調和；曾國藩講“四科判學”，張之洞也講“四科判學”。張之洞的特別貢獻在于，他基于為學次序遞次的視角從頭建構中國傳統學術的學術體系，并用“中學”這一概念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整合。

 

他嘗試將“四部之學”建構為“四科判學”的學術基礎，此中又以經學作為“四部之學”的內核。馮桂芬、薛福成等小樹屋晚期“中體西用”論者已經初步認識到儒家倫理以及由此樹立的政治傳統是“中學”的最基礎義理，張之洞則進一個步驟論定這些最基礎義理的學術基礎即是經學。

 

 

 

是以，假如要推倒儒家倫理與中國政治傳統，在學術上就必須顛覆經學；反之，假如要繼續維系“中學”的最基礎義理，在學術上就必須做到“不用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經過張之洞的理論盡力，漢宋兩方不只在“經世”的目標上構成共識，並且初次厘清了“經世”的學術基礎與學術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是因應漢宋調和運動內在的深層請求，它不止進一個步驟調和了漢宋，並且系統重整了包含漢宋在內的“中學”資源，論證了“經世”的學術基礎。

 

四、曾與張的經學史位置

 

清代中早期有兩股顯著的學術動向，一是經世思潮，一是漢宋調和運動。漢宋調和之所以成為廣泛的學術運動，經世的訴求是其主要推動力。在莊存與、陳澧、曾國藩等代表人物那里，我們看到“經世”已然成為漢學和宋學的學術共識。

 

此中，曾國藩的“四科判學”在理論上影響會議室出租尤巨，其后陳虬、張之洞等人都繼承并試圖改革這個學術框架。曾國藩雖然尚未明確提出“中學”的概念，但他用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科對中國古典學術進行了一次系統的判攝與綜合。

 

這與近代東方年夜學廣泛以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判學”類似，都體現了各自重構學術體系的盡力。曾國藩的“四科判學”盡管并非直接針對近代東方的“七科判學”而提出，但他已經具有建構“中學”體系的意識。

 

不過，直到曾國藩為止，“漢宋調和”依然只是一種低限制的調和。曾國藩的“四科判學”雖然指出“義理”以及相應的“經濟”是“中學”的配合歸宿，但“中學”的最基礎義理是什么？

 

相較于“西學”的學術體系，“中學”又若何構筑中國學術本身的學術體系，從而在本身的教導體制中研討與傳授這些義理？曾國藩雖然已經觸及這些問題，但他還沒有能夠就此深刻展開。

 

 

 

而這些問題隨著晚清“西學”沖擊的加劇而變得愈益急切，因為，假設“中學”沒有本身的最基礎義理，又或許“經世”不用植根于中國學術本身的學術體系；那么，人們完整可以尖銳地質疑：為什么中國不成以將“經世”全盤奠定在“西學”的基礎呢？

 

晚清“中體西用”論的天生經歷了漫長的醞釀，它的提出絕不只是由于東方文明的沖擊，也不只是起于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斗爭，而是因應于上述理論問題而起。盡管“中體西用”論有多種分歧表述，但它們都試圖回應上述兩點：

 

第一，“中學”的最基礎義理畢竟是什么？第二，“西學”可以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嗎？這兩個問題的謎底是緊密關聯的。這是因為“中學”最基礎義理的追問一方面當然是由于“漢宋會通”運動的內在請求，另一方面也是在“西學”的沖擊下才自願彰顯。

 

本文對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人的討論顯示，晚清的“中體西用”論者年夜致都認同聚會場地儒家倫理及其政治傳統是“中學”的最基礎義理，即“中體”；同時，他們也廣泛認同，在“中體”的條件下可以接納“西用”，這便是說，在不抵觸“中學”最基礎義理的條件下可以接納“西學”作為“經世”的學術基礎。于是，第一、第二兩個嚴重理論問題至此都在理論上獲得清楚答。

 

 

 

（薛福成）

 

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更進一個步驟，這觸及第三個主要的理論問題。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人雖然提醒了“中學”的最基礎義理，卻沒能較好地回應曾國藩以來遺留的一個主要問題，即若何奠基“中學”的學術基礎，從而在西學沖擊下矗立“中學”的學術體系。

 

張之洞嘗試融會傳統的“四部之學”和教學曾國藩的“四科判學”。他基于為學次序遞次的角度，論證了“經世”必須以“義理”為根據，“義理”必須以“四部之學”尤其是經史考據作為學術基礎。

 

此中，經學又是史學的基礎，諸子學是對經學義理的輔翼，集部著作是為經史考據服務。由此，他論證“中學”的學術體系是“四部之學”，“中學”的“體”是“義理”，“義理”的學術基礎是經學。

 

要言之，張之洞明確論定經學是“中體”的學術基礎。這就解答了曾國藩“四科判學”的遺留問題。就本文的視野來看，“中體西用”論的提出是“漢宋調和”運動的深度發展。

 

順著晚清經學史的內在脈絡，底本可看深刻開展經學與“中學”的系統重建，但是，這種系統重建的任務由于晚清平易近國之際的政治劇變而強行中斷，至今仍在恢復的過程中。

 

因為篇幅緣由，將注釋刪除，詳情請參閱《原道》期刊紙質版。

 

 

責任編輯：近復